七千年前人们开始发展农业了吗
七千年前人们开始发展农业了。
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开始逐步过渡从狩猎采集为主向农业生产为主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
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对野生植物和动物进行驯化、培育和种植，逐渐开垦荒地、修建灌溉系统，并发展出采用农耕工具进行耕作的新型农业技术。
这些创新的农业技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获得更加稳定和丰富的食物资源，并支持人口的持续增长，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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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年前人们开始发展农业了。
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开始逐步过渡从狩猎采集为主向农业生产为主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
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对野生植物和动物进行驯化、培育和种植，逐渐开垦荒地、修建灌溉系统，并发展出采用农耕工具进行耕作的新型农业技术。
这些创新的农业技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获得更加稳定和丰富的食物资源，并支持人口的持续增长，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农业的起源于什么时候？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历史长河中，猿人时期大约持续了300万年，以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时期大约为50万年，而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生的人类社会仅为1万年左右。
从生产力发展的历程看，人类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一是农业社会，历时l万年左右；二是工业社会，历时仅为300年左右；三是现今即将迈入的信息社会。从农业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原始农业，历时7000年左右；二是传统农业，历时3000年左右；三是常规现代农业，尚不到200年。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在农业萌发以前，人类为维持生存，只能靠采集和渔猎自然界里现成的植物和动物，还不能以自己的劳动来增加植物或动物的数量。这时一切的技术进步都是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而不是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因此，这是一个尚无农业的时期，这个时期包括人类童年期和旧石器时期。在人类童年期，人类生活在热带和带的森林中，居树、食果是这个时期的特征。到旧石器时期，人类已遍布世界各大洲，学会了制作粗糙的石器工具和用火烧烤食物，这时人类劳动和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采集植物和渔猎动物。
到了新石器时期，人类已能制作经过打磨的石器工具，并从漫长的采集和渔猎过程中，学会了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形成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于是人类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社会。
早在( )万年前,我国开始步入原始农耕时代
早在7000千年前,我国开始步入原始农耕时代。
河姆渡遗址（Hem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开始发掘，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在余姚，甚至全国都有盛誉。因此，河姆渡遗址成为了当地小学春游（秋游）的首选景点。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已有7000年的悠久历史。因在1973年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其文化特征在考古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遂于1976年命名为“河姆渡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南抵象山港，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浙东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灿烂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需要，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1977年10月，考古学家们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两次共揭开遗址面积2630平方米，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个，出土石器、陶器、木器、骨器等各类文物6300余件，其中有不少是历来罕见的珍品，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引起了全国考古界、史学界的重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把这一发现称为建国以来新石器时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并指出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表示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这里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人耳目一新，过去谁会想到远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长江下游会存在着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跨上了新台阶，改变了过去人们的认识，以事实纠正了以往认为江南前文化发展较晚的观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面扩展，其它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
河姆渡遗址堆积层厚度约4米左右，自上而下共分8个层次并相互叠压。除表土层和冲积层外，从第一至第四层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据测定，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约7000—6500年。这是河姆渡四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情况最好的一期。无论是建筑遗迹或者是石、骨（角）、木、陶器，特别是骨（角）木器的大量发现，为其他任何一期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象，古代先民选择了这块面临沼泽、背靠四明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聚落点，在这里建起了抬高居住面的架干栏式长条形房屋，过着定居生活，从事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兼及采集和渔猎。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几百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居住区内除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木构建筑遗迹外，还发现在很多灰坑中埋藏着许多野果核和动物骨骼，同时还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
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最为丰富。从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来看，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建筑形式为埋桩架板、抬高地面的干栏式长屋。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木构件总数在数千件以上，主要有长圆木、桩木和木板等。在这第一次发掘时，发了13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根据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3栋以上的建筑。其中有面宽23米、进深7米、带1.3米宽前廊的长屋，而第二次发掘时发现的4排桩木与该长屋可能连接起来，这样，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长屋可达百米面宽，估计屋内分间，若以20米为间隔，这座长屋至少拥有50间房屋。据打入地下的成排桩木分析，这是当时的建筑基础，它高出地面80——100厘米，说明居住面是悬空的。出土的厚木板为地板，地板与桩木之间有木梁为支架。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苇席残片，可能是和用于屋顶或是铺在地板上的垫席。
出土的数十种带榫卯的建筑构件，反映了榫卯技术有当时已普遍应用。
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发现了小木柱围成的4个圆形栅栏圈，可能是畜圈。此外，还发现灰坑5个，作圆形或椭圆形，坑内放有麻栎果和菱角等植物果实，有的存放陶豆等器物。
考古学家们在第一期地层及房屋内外、灰坑等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其他遗物，这些遗物为我们研究距今7000——6500年前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当时，用于农业和日常生产活动的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骨凿、骨哨、角锄、木器柄、木铲、木杵等，用于狩猎、渔业的工具有骨镞，骨鱼镖、石球，而用于纺织、缝纫的工具有陶纺轮、石纺轮、木卷布棍、木织刀、骨机刀、分经棒、骨针、管状针、骨锥等，这些工具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河姆渡入已具有相当熟练的运用生产工具的能力。
出土的石器普遍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打凿和琢制痕迹，刃部精磨，通体磨光者甚少，多采用硬度较高、韧性较强的燧石制作。
骨器是保存最丰富的一类生产工具，比较突出的有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哨和骨管状针最具特色。大批骨器的发现，反映了河姆渡时期的农业生产已进入农耕阶段，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农业。
木质工具有木铲、木斧柄、木锛柄、木矛、木桨、木杵、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木匕等。如此之多的木质工具的发现，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它证明了在距今7000年前后，木质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古学家们对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进行鉴定，发现了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数十种，其中有家养的猪、狗和水牛骨骼，这说明河姆渡人已学会了饲养家畜。
在河姆渡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了13座墓葬和11个灰坑，还有陶灶和陶豆，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胎漆碗，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器种。建筑遗迹破坏较甚，很难了解其全貌，但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木质垫板，发现时都在木柱下端，应是后世柱础之雏形。
在第二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不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制作方法比第一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器形较前规整，有明显的转折轮廓线，打制和修琢的痕迹明显减少，磨制技术得到普遍的应用，但器形较简单，主要有斧、锛和凿等。
在木器生活用具中，出现了新创造的品种——漆碗，由整块硬木料剜挖而成。全器作椭圆形，外壁加工成瓜棱形，器表施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
第三期文化遗存是河姆渡遗址地堆积层中最薄的一层，发现的遗迹、遗物较少，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口水井，它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外围是一圈圆形栅栏桩残段，直径约6米，推测是当时井亭的支护结构。内圈有一圆形浅坑，深不足1米，在坑底有一方坑（井），边长约2米，壁四周密布排桩或半圆桩，并加水平方框支护。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之一。水井的发明只有在定居生活开始才成为可能，它证明了河姆渡时期的人已开始讲究饮水卫生。
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发达文化标志、建筑水平很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方形木构水井遗迹、水田农业种植的籼稻和粳稻遗存、原始纺织机构件、植物维编织物、木胎漆器、象牙雕刻制品等为代表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和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始艺术瑰宝。除此之外，还发现了60多种动物遗骸和多种植物果实。所有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河姆渡人高超的技艺，是河姆渡先民智慧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它的发现，以生动而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古代先民共同创造的，黄河、长江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长江下游的宁绍地区先民，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沃土上，它以自己的发展演变过程，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河姆渡文化圈。
农业
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饲养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中国农业起源、发展史
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
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
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
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
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
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
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
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第二节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
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
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
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农业发展的表现，一般要从农具改进与农作物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耕作技术的进步、垦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收入增多、国家人口增殖等方面来考察。
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看历代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农业、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等。
仅供参考。
中国农业的发展史（通过工作方法，工具，基本特征等方面来回答。）
中国是第一个种植水稻和粟的国家，七千多年前，我国原市农业已相当发达。
主要工作方法：刀耕火种。出现了耒耜松土工具。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不普遍使用。主要耕作工具仍是木耒、骨耜，石锄等。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铁农具，牛耕的方法得到普及。西汉赵过推广耦犁，后来出现犁壁，可以向一个方向耕作。汉朝之后，铁力牛耕已成为最主要耕作方式。隋唐时出现曲辕犁，简便轻巧。至此，中国传统耕作技术已相当发达，一直沿用后世。
耕作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春秋时期出现了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陇耕法，西汉刘过推广代田法。
宋朝以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逐渐形成一年两熟或三熟制。
著名水利工程：战国时都江堰。汉朝：漕渠，白渠，飞龙渠。人们还创造改进灌溉工具。曹魏时经改制的翻车用于灌溉。唐朝出现筒车。宋朝出现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明清时出现水力风车。
我国农业基本特征是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商朝时，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集体耕作。有利于提高工效。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确立起来。小农经济下的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极性。但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农民需承担繁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十分脆弱。每遇灾荒瘟疫，多数农民下乳贫穷，失去土地或破产。
公元前7000年的中国各方面发展如何？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陶器则比较发达.
从约公元前7000年起，当今汉族主体的一部分巴、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
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公元前7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老祖先，已经开始发酵酿酒了。
谁能介绍下人类农业发展的情况？
首先是作物栽培的开始，其次是野生动物的家养；三是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在此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靠的是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野生植物和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不可能太稳定。而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什么野生植物可以栽培，什么野生动物可以饲养，人类对此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人类学家一些古代遗址中发现谷物遗存都是大麦、小麦之类的野生品种，而发现的农具如石镰、磨盘和皿、杵等都是用于收割的，说明当时人类虽然还未真正开始其作物种植，但已把可供选择的植物食品来源集中到某些野生品种上。无独有偶，在肉类食品来源的选择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一处遗址中，人们发现野山羊骨几乎占了全部兽骨的76％，说明当时人类狩猎活动已把目光集中于某些野生动物。它表明，农业并不是突然到来的，人类对作物和动物品种有一个认识和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即农业和畜牧业发生的过程。据测定，从公元前1万年持续到公元前8000年，是目前发现的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有关的最早遗址。一般认为农业文明的首发之地可能是在西亚。有人在属于公元前9000年的两河流域撒威·切米·沙尼达遗址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少量家养绵羊的骨头，还在同时期近东的其他遗址兽骨中发现了大量属于一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甚至还在属于公元前8000年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在一块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留下的蹄印，而该遗址中 90％的兽骨是山羊骨，它们都是畜牧业在西亚兴起的证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和地区，对野生作物的人工栽培也已开始。如在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境内的穆勒贝特，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8500年左右的村落，而在该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原来只在内陆丘陵山区生长的野生小麦的遗存，但在这个占地约2．5英亩的村落附近，却未找到从事农业耕作的确凿证据。说明这些谷物种子是人们从山区带到这里并予以撒播的，虽然当时还未培育出真正的农作物，但作物种植的观念和实践却已开始了。各种迹象都表明，西亚也是作物栽培即农业的正式发源地。作物栽培和动物养殖在最初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但谷物和肉类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食品来源，是很难把它们分开的，所以在真正的农业定居地农业和畜牧业二者总是相伴而行的。在已发现的属于公元前7000年以后的遗址中，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事实已可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位于西亚的这类遗址尤为明显，因为从公元前7000年起这一地区迅速走进农业时代，其典型位于伊拉克东北部扎格罗斯山麓的贾尔莫，属于大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遗址，这里是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代表，它由焙干的泥土盖成的25栋房子组成。在这个遗址的沉积物中，既发现了大量大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发现了大量绵羊和山羊的遗骨，但其中只有几个野生动物的骨头，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用工具。其经济的特点是：农业耕作过程已包括从种到收的各个阶段；肉食来源已主要取自家养而非狩猎；动植物都已出现了人工培育的品种。可见，当时人类虽然还进行狩猎，但农业和畜牧业已占据主要地位，并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农业会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学术界至今未找到一个非常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最后一个冰期后，西亚渐趋干燥，于是人类和动物向草木旺盛的绿洲集中，促、兽、草三者的接近，引发了农业和畜牧业，位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城的兴起，被看成是这一解释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农业起源于大麦、小麦等野生祖本生长地的山区。后来又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原始人的祖居地到一定时候生产和人口会达到某种平衡或饱和，因此必须让一部分人迁移到别的地区去开辟新的天地，同时也就把某些作物和技术搬了过去，在那里文化积累起着重要作用。学者们常常把这几种学说对立起来，其实它们可能都包含着部分真理，又都不能完整地解释农业在西亚起源的全部现象。因为偶然因素常常在其中起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西亚是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各种有利因素较容易在这里集中，西亚成为人类文明的首发之地，应该说是容易理解的。至迟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并开始向东亚其他地方扩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状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业，包括畜牧业，是人类的第一个生产活动，其目的是要利用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生产维持人类生活必需但又不能完全由自然提供的产品。它一方面标志着人类迈出了支配自然的决定性步骤；另一方面推动了人类自身在各方面的进化。在支配自然方面，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优化了作物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并通过种植冬季和夏季作物以及贮藏的办法，保证一年四季食品供应的稳定。营养丰富的熟食对帮助消化和防止疾病尤为重要。因生产劳动而日益增强的社会关系，推动了语言乃至文字的产生。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都是伴随着农业而生的。从务农中获得的第一项经验，或者说为务农首先要注意的事，是要了解和遵守季节时令，这导致了最早的天文历法的产生，科学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这以后才谈得上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以及数学、医学和药学问题。但所有这些要形成一定的形态，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于技术上的发明则来得要早些，许多东西在由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之际就出现了。例如，陶器最初是用来打水、煮食和贮粮的，因此陶器常常总是紧随着农业的兴起而来。与陶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纺织、木船和轮车等，它们的发明标志着机械制造技术的诞生，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也导致了航海和军事的演变。农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由于定居生活方式的确立，自旧石器中后期形成的氏族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氏族的演变和发展，一般以两种形式出现：由于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往往和相邻的一个或几个氏族建立紧密的联系，组成为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者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一些子族便从原来的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大氏族”或胞族。如前所述，族外婚、图腾和氏族制度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在农业和畜牧业兴起后氏族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无论是由氏族内部发生分化而组成的胞族，还是在氏族之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成部落，均可以看作是这种氏族制度巩固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它只能使婚姻制度远离族内婚而不是回到族内婚，从而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以往的野蛮状态，或动物状态。因此，可以说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由攫取经济走向生产经济。有的地方，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有的从狩猎和采集发展为游牧部落，有的则发展为农业部落。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指从事生产经济的游牧部落或农业部落从其他继续从事攫取经济（采集和狩猎）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后来，人们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学会了控制火候的技术，于是，冶炼业出现了。当时，人们在生产石器的过程中，要经常寻找和选择石料，这期间，人们发现了一种敲不碎的“石头”——自然铜。人们将含铜成分较高的孔雀石和木炭一起放进窑里，用1000度的高温烧制，就炼出了铜，从此，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金属工具。考古发现，早在六七千年前，西亚的先人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这样，人类社会便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即金属器具和石器并用的时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身强力壮的男子逐渐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而制陶和冶铜也常常需要强壮的男子，于是男子逐渐取代女子成为主要劳动力，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在中国山东大汶口发现的原始人遗址中，男子有较多的随葬农具，而女子则有较多的纺轮和装饰品，可以设想，当时男耕女织已经相当普遍，女子已经脱离了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转而从事家务劳动。同时，从当时的夫妻合葬墓也可以推断，当时已经出现后来所谓的男婚女嫁；从墓葬情况人们也推断出当时女子已经居于从属地位，父系氏族出现了。在父系氏族内，往往有若干个父系大家族，父系大家族是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所组成。当家族关系逐步向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过渡后，氏族社会就逐渐走向解体了。在此期间，手工业也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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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命令并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 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6�1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的园艺业初步建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还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同时还制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 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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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耕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我国农业文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在长江黄河流域。
1.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的食物来源更加稳定和丰富,之前只能靠采集和渔猎来获取食物；
2.农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可以定居下来；
3.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们可以生产出除满足生产者本身所需之外的剩余粮食，这是城市出现，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分工，特别是脑力劳动得以从体力劳动中分化出来的物质基础。
所以说，农业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文明的基础
古代农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
（一）
农业技术的萌芽时期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4000年以前）中国农业大约起源于一万年前。它是在采集和渔猎经济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农业的产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农业技术的初步形成时期
夏、商、周（约公元前2100--公元前771年）这一时期，中国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农具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开始兴建。农业技术有了初步的发展。
（三）
精耕细作的发生时期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221年）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和科技文化大发展时期。炼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新的生产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铁农具和畜力的利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四）
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的形成时期
秦、汉至南北朝（公元前221--公元589年）这是中国北方地区旱地农业技术成熟时期。耕、耙、耱配套技术形成。多种大型复杂的农具先后发明的运用。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写作大型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
（五）
南方水田精耕细作的形成时期
隋、唐、宋、元（公元581--公元1368年）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技术配套技术形成。水田专用农具发明与普及。棉花在中国逐渐推广。出现众多农书。土地利用方式增多。南北方农业同时获得大发展。
（六）
精耕细作的深入发展时期
明朝至清前中期（公元1368--公元1840年）这一时期中国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化发展。美洲新的许多作物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发生重大影响。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业以高科技应用为基础，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中国以只占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农业科技方面，中国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已经从1949年20％提高到42％
农业起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新石器时期的农业起源你能找到当今野生禾本植物与我们餐桌上的白米饭和白面馒头的共同点吗?你能把我们现在常见的狗尾草、路边杂草和农业起源联系起来吗?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一部分野生动物能够成为我们重要的肉食来源——家畜吗?多少年来，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在努力地从他们各自的学科出发，研究人类是如何从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并一步一步走向农业社会的。他们试图回答，人类为什么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出现农业。
据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在近东地区、东亚地区以及中北美洲都能看到一些反映古老先民从事农业耕作和享受农业成果的信息，比如，在亚洲西南部的贾尔莫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野生小麦、大麦、豆类等植物遗存和山羊、绵羊、牛等的动物骨骼，还发现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用工具。考古学家在我国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一些稻壳，根据稻谷壳表面双峰乳突形态的镜下分析，研究者认定它们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特征，由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过程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在中北美洲考古证实，玉米起源于一种生长在5000年前墨西哥米切肯州巴尔萨河流域的野生黍类，这种黍类变异性较强，经过墨西哥人数千年的培育，成为今天拥有数百品种的玉米。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当地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缺乏一种稳定的来源。而农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渔猎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始被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ictorGordonChilde)称为“新石器”。考古学家自从18世纪就开始探讨农业起源问题，纷纷提出了各种假说和理论。这些假说和理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于环境，特别是冰期后的气候变化，对农业起源的决定性作用，如绿洲说、原生地说、新气候变化说；另一类则是侧重于人口压力对农业起源的促进作用，如人口压力说、周缘地带说、享宴说。这些假说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在不断提高我们对于农业起源的认识。
为何发生?又如何发生?
一般来说，农业起源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栽培作物的起源；二是家畜的起源。
